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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記憶》:俄國曆史的記憶拼圖
來源:澎湃新聞 | 張猛  2021年01月11日08:21
關鍵詞:《記憶記憶》

在孩提時代,瑪麗亞·斯捷潘諾娃便決定為自己的家族寫一本書。十來歲時,她在小學的練習本上洋洋灑灑寫了五六頁的家族史。在以後的三十多年,這個計劃一直沒有擱淺,她為此蒐集資料,遍訪祖輩們定居過的偏遠小鎮,直到這本以記憶為名的書完結定稿。

斯捷潘諾娃的寫作初衷是私人的:源自個人對整個家族的使命感。不過,在寫作的過程中,她漸漸擴張了自己的野心,用她的話説,這是“一次註解20世紀的嘗試”。從這本《記憶記憶》的呈現狀態來看,斯捷潘諾娃檢索到的、對過往的記憶是凌亂不堪的,讀起來有一種玻璃炸裂帶來的震驚與慌亂的感受。那些碎片從不同的角度望過去,可以看到被反映物不同的側面。極度的困惑與極度的震撼奔湧而至,或許這也是一場實驗,用以模仿記憶本身斑駁陸離的面孔。而支撐實驗效果的實驗參數,除了有敍述者眾多經歷豐富的祖輩,還有整個俄羅斯20世紀詭譎多變的歷史。

整本書的開頭第一句話相當簡捷—— “姑媽死了”。這幾個字確立了整本書的調性——作者想要通過追溯“記憶”,對“死亡”進行再闡釋;以回憶為名,還原當時當地的時代氛圍。不過,這些回憶性的文字與死者們真實的經歷究竟相差多遠,抑或只是斯捷潘諾娃單方面與死者展開的“對話”?這些自然無從考證。斯捷潘諾娃作為一名詩人,詩歌風格極其獨特,而對於“家族記憶”這同一個主題幾十年鍥而不捨的思考,也使得她寫出的文字層次紛繁複雜,不少已經凝結成了個人色彩鮮明的思想觀念(這也是這本書讀起來艱深晦澀的原因之一)。讀完這本書會忍不住想,也許家族史就是斯捷潘諾娃的一個幌子,她是要通過“寫家譜”,展示自己縱橫交叉、龐雜深刻的思想。這些五光十色、類別繁多的思想觀點在家族成員和歷史人物中間交織,彷彿構成了一條條通往神祕花園的、彼此交叉的小徑。

戀物:日常器具的神聖之光

斯捷潘諾娃為自己的追憶過程羅列了上百種舊物,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為該書封面的、殘缺的瓷娃娃。這些本來只為運輸物料途中減少碰撞而生產的瓷娃娃,在幾十年後成了商店裏走俏的擺件,殘缺使得它們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也是這本書的一個核心隱喻。為了節省成本,這些名為“冰人夏綠蒂”的瓷娃娃在粗糙的加工過程中只有一面上釉,不期然被時間鍍上了一層神聖的光芒,彷彿當年日本的浮世繪風格繪畫,作為瓷器的包裝紙被帶到歐洲,結果影響了印象主義的繪畫觀念。附着在器物之上的記憶,增加了它的靈韻。文中,斯捷潘諾娃也是從整理加利婭姑媽雜亂的遺物時,觸碰到深居簡出、特立獨行的姑媽的另一面。作為日常器具的舊物,構成了整體歷史的一個個細節。

同樣作為記憶憑證被討論的,是平日裏司空見慣的老照片。斯捷潘諾娃使用了一章的篇幅,對手中的二十張老照片進行了工筆畫一般的描述——是文字描述,而不是將照片直接插入書中作為參考。在隨後的一章,她又否定了照片對於保存記憶具有的權威意義。斯捷潘諾娃對照相術(包括紀實攝影)所持的態度是否定的。她不信任鏡頭下的瞬間,認為它們妨礙了抵達生命的本質。彼時包法利夫人第一次經歷照相術,不禁發出一聲讚歎:“這就是我。”而後,她從三十六張照片中,挑選出自己最滿意的一張。但是相比於畫像追求的“相似性”,斯捷潘諾娃認為照片的刻板和如實再現反而令人抗拒,“照片的機制並不意味着對現實之物的保存”。

“照片首先關注到的是變化,週而復始的成長、興盛、衰落、消亡……藝術所從事的是截然相反的東西:任何成功的文本庫都是關於成長的大事記,並不與第一條皺紋或者黃褐斑的出現完全吻合。照片則一絲不苟:它確定無疑,所有這些很快就將不復存在,因而儘可能地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一切。”

這裏斯捷潘諾娃展開了一個悖論性的命題:表面上最為忠誠的影像,最終可能距離真相最遠。這部分的論述,大概會讓痴迷於拍照修圖的當代讀者陷入尷尬的境地——如今太多人執着於“理想化攝影”,恨不得出門就戴上一副具有濾過功能的眼鏡。斯捷潘諾娃帶着諷刺,宣稱數碼技術製造出來的大量機械複製的圖片,最終會進入“另一個墓地”,那是一個最終被人拋棄的、龐雜的圖像垃圾場。比較而言,她反倒肯定了攝影師拍照時露出馬腳的疏漏之處,“比如狂歡節絲綢盛裝下的難看鞋子”,至少它們忠誠於自己的時代。

日記與信件:曖昧多義的記憶存儲庫

除了對當事人曾經使用過的器物進行考察,斯捷潘諾娃還把記憶挖掘的希望更多地寄託在他們留下的文字上面。從姑媽留下來的黑色日記本開始,斯捷潘諾娃開始藉助家族成員的文字進行知識考古。不過,她並不認為這些文字都是可信的,她判斷的依據是寫日記的人是否構想了一個“潛在作者”。斯捷潘諾娃據此將日記分成了兩類:具有特定閲讀對象的“表演性日記”,以及為了個人量身打造的私密性日記,外人很難進入。姑媽的信帶給她的是後一種感受,那些事無鉅細的清單羅列像寬眼漁網一樣,留下了本人外部生活的可靠證據,而真正的內部生命卻完全留給自己。

日記對於訪客或許是封閉的,而信件則儘可能地敞開了語義豐富的大門。這些信件裏最使人難以忘懷的,是二戰期間發自列寧格勒戰場的幾封家書。作家外祖父的姨弟廖吉克由於徵兵年齡的變更,十九歲便參加二戰,並隨着隊伍四處遷移。像普遍的戰爭文學那樣,廖吉克在信裏向家人傳達愛國的熱情,分享戰場上的喜悦,但他在負傷後也會流露出消極的情緒,向家裏人訴説想家的苦悶。或許那些文字背後,還隱藏着一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恐懼。斯捷潘諾娃在文中引用了書寫“列寧格勒大圍困”的作家利季婭·金斯堡的説法,二戰以及“列寧格勒大圍困”使得個性特徵消失,個體的人變成了羣體的“死者”。而她的這些追溯將廖吉克從萬千死者的隊伍裏推了出來,使一段近乎遺失記憶重新被發現,被更多人讀到。

此外,書中還有不少信件,穿插在第一、二部分的章節之間,構成了舉足輕重的“插章”。這些通信大都與貫穿全書的一個重要人物——太姥姥薩拉·金茲堡有關。薩拉·金茲堡曾遠赴巴黎學醫,從世界著名的醫學院畢業。少女時代她受到革命思想鼓舞,曾參加1905年下諾夫哥羅德的街壘戰,後來由於散發非法傳單被捕。她與後來的蘇聯高層領導人曾經是同學,也數次在政治劫難中倖免,像足夠幸運的“瓷娃娃”一樣得以保全。斯捷潘諾娃選取了她與太姥爺“桑丘·潘沙”之間的通信作為“插章”,這些信件沿着兩條線行進:個人層面上的學業、生活、男女情感,以及公共層面對社會事件的關注,對時局的評價。這些進入到記憶存儲庫的信件材料是有趣的,它或許不過是革命年代裏的“大眾敍事”,但放在今天的語境裏,以我們的“經驗”去觸摸革命理想主義的文本,會明顯感受到記憶曖昧多義的一面。

故地重遊,尋找記憶花園的座標

斯捷潘諾娃在書中提到自己華盛頓的一位歷史檔案學者交談時,稱自己是如今非常流行的、熱衷於尋根之旅的遊客之一。事實上,她的尋根之旅比泛泛意義上的遊客要全面豐富許多。在籌備這本書的三十五年時間裏,她沿着祖先走過的路途去了很多地方:為了更多地獲取沉默的家族的隱祕,她走過波欽基的羊腸小道;為了更近地感受到太姥姥當年的心境,她專程造訪過薩拉一個世紀以前在巴黎住過的旅館;為了尋找記憶更深遠的源頭,她隻身前往祖太姥爺的故鄉敖德薩……事實上,這些地理座標也都和俄羅斯歷史的不同側面有隱祕的聯繫,斯捷潘諾娃的尋根之旅帶着一枚俄羅斯歷史的羅盤。

尋訪的過程有些類似於懸疑小説的情節,但很少有“水落石出”的結局撫慰旅途的勞頓。在赫爾松市的檔案局,她從文件中獲知祖太姥爺曾經一手操辦鑄鋼廠、鑄鐵廠、機器製造廠,也從1918年的工廠委員會的一份會議記錄中,讀到古列維奇私人財產移交至工廠工人所有的決議,甚至從普遍的歷史文獻中瞭解到1917-1920年間赫爾松經歷的政權更迭、社會變動,但關於祖太姥爺個人的命運,她卻沒能夠得到任何確切的消息。具體的“人”的形象被隱沒了,只有博物館裏一台龐大的、配件完整的犁具還聳立着,機身的大寫基里爾字母“古列維奇卡霍夫卡工廠”,證實祖太姥爺的家族確實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

通過故地重遊重建歷史形象,這是一種精準的考古,還是個人主觀情感的附會,在斯捷潘諾娃筆下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命題。在友人的帶領下,她來到位於薩拉托夫的外祖父的舊宅院。院子裏的一切令她激動不已,她覺得自己與這個地方心靈相通,“我清晰地回想起了一切,纖維畢現地還原了家族當年在此地的生活:他們如何在此地居住,又為何離開這裏。院子將我抱在了懷裏”。然而,此後不久,朋友卻打電話告訴她,上次搞錯了,他們去的並非外祖父的宅院。這段經歷對所有試圖找回記憶的人,都構成了一次拷問:我們真的是在忠實地保存自己的記憶,還是被一種對自己有利的力量裹挾着“編排記憶”?

“同時代人”:家族記憶的“大歷史”視野

單純寫家族成員的命運不會是斯捷潘諾娃的落腳點。在她包羅萬象的追溯中,家族的記憶從純粹私人的空間跳脱了出來,她將追憶的範圍擴大到與自己的祖輩同時代的世界文化名人身上,大量的歷史史實與家族成員間的命運遭際相互交織纏繞,作為參考的“同時代人”,構成了通往二十世紀記憶花園的另一條幽暗的入口。

譬如,從作品內頁的家族人物圖譜可以看到,斯捷潘諾娃的祖先們來自於斯捷潘諾夫、金茲堡、弗裏德曼、古列維奇,而這些姓氏中有三個都屬於猶太人。在追溯記憶的過程裏,斯捷潘諾娃也曾經多次提到猶太人的歷史境遇問題,這個二十世紀人類記憶繩索上的一個死結。從太姥姥寄往家中的明信片和信中對一切與猶太人有關的信息諱莫如深,到格奧爾基·伊萬諾夫、庫茲明、勃洛克等人對曼德爾施塔姆猶太身份的揶揄,猶太人的種族問題像一條充滿恥辱的尾巴一樣,被藏在了俄國主流文化的背後。不僅如此,斯捷潘諾娃還在世界各地拜訪屠猶遇難者紀念館、猶太公墓,尋訪那些文化名人的蹤跡,如遭到納粹迫害的夏洛特·薩洛蒙、安妮·弗蘭克等,在一陣虛妄的衝動驅使下,她甚至希望可以憑藉個人的回憶,拯救湖裏那些“像煮熟的餃子一樣在沸鍋裏翻滾”的頭顱。現實生活裏,那被驅逐、被迫害的陰影揮之不去,以至於斯捷潘諾娃的父親得知自己當年的家書要被髮表,表示了強烈的反對。祖輩們在歷次政治鬥爭中遭遇的無妄之災,教給了他們韜光養晦的哲學,斯捷潘諾娃卻勇敢地向人暴露傷疤,她試圖重整這些慘烈的記憶,恢復自己的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上應有的地位。

俄羅斯評論家將這本書稱為“世界之書”,這主要是就它寬廣的寫作視野而論。斯捷潘諾娃擔任了多年文藝網站的主編,平日閲讀面十分龐雜。她身上具有俄羅斯白銀時代知識分子的特質,對世界文化如數家珍,這從譯者在正文後附上的兩百多條註釋就可以看出來。斯捷潘諾娃在與故去的家庭成員對話,也在和世界文化名人進行觀點的溝通,賽巴爾德、曼德爾施塔姆、拉斐爾·戈德切恩、弗朗西斯卡·伍德曼、夏洛特·薩洛蒙等等文化符號,被同一根線串了起來:究竟什麼是記憶?應當怎麼去看待人類的記憶。尤其是在那些形成巨大歷史分水嶺的事件之後,應該怎樣講述所謂的“後記憶”?

在具有非虛構特徵的散文集《時代的喧囂》裏,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追憶了自己和同時代人的過去。斯捷潘諾娃認為,他的目的是將過去“蓋棺定論”,歸根結底“排斥記憶”,而這是同時代的大部分作家不能認同的。他的朋友茨維塔耶娃也是堅定的反對者之一。她以丈夫的白衞軍形象為傲,曾經寫過多首詩歌獻給心目中的“騎士”。她認為曼德爾施塔姆站在布爾什維克的立場詆譭了白衞軍,因此在多個場合對他進行批判——她要擁護的“記憶”,完全是另一種模樣。斯捷潘諾娃藉此對記憶的客觀性再次提出質疑。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讓家族記憶在“大歷史”的背景下模糊了邊界,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剖面。

作為本書中心人物的太姥姥薩拉·金茲堡,和“瓷娃娃”一樣,是歷次劫難的倖存者之一。過往的經歷塑造了她,使得晚年的她顯得極其幹練,“山岩一樣”,“彷彿一座消散之力的紀念碑”。在斯捷潘諾娃留存下來關於她的記憶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薩拉·金茲堡喜愛在鋼琴旁彈琴唱歌,她最後一次天鵝遺曲般的歌唱,選擇的竟然是青春時代低沉而悲壯的《你們在殊死搏鬥中犧牲》。當那激動的嗓音從她衰老的軀體裏湧出時,“身陷布特爾斯基監獄的十五歲的馬雅可夫斯基、手持《愛爾福特綱領》的中學生曼德爾施塔姆、雅爾塔革命者集會上的十三歲的茨維塔耶娃”——所有太姥姥同時代的年輕人奏響了一曲合唱,宣佈要與舊世界決裂。通過種種記憶的拼貼,斯捷潘諾娃再次試圖擴大家族記憶的範圍,所有相互交叉的小徑朝着同一個方向延伸——俄羅斯乃至全世界整個二十世紀詭譎多變的文化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