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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書刊的“類徵”何以達成?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毛德寶 徐逸揚  2021年01月12日08:38
關鍵詞:近代書刊

《中國近代書刊形態變遷研究》,沈珉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在書刊設計中,我們常用“類徵”一詞來描述書刊設計的類型化特徵,以引導讀者購買。“類徵”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設計風格多元化、出版種類多樣化之後才產生的。沈珉教授的新作《近代中國書刊形態變遷研究》就是對“類徵”的討論。

從“浙江文人與書刊裝幀研究”到《現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再到現在的《近代中國書刊形態變遷研究》,沈珉教授對書刊形態的挖掘越來越深入,方式越來越豐富。如果説對書刊形態設計主體的身份分析是“浙江文人與書刊裝幀研究”這一課題的中心,那麼在《現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中,她的研究範圍已經突破了對設計主體的追問,而投向於“近代視覺性何以形成”的命題,建構了書刊形態現代性的五個維度,剖析了近代書刊形態的技術路徑以及社會思潮的影響。設計的現代性依然是《近代中國書刊形態變遷研究》關注的重點,但是研究重心卻移至形態與文化的關係梳理。研究將近代文化特質進行了宏觀的描述與類型化歸納,並對其對應的書刊形態進行了視覺的總結,從而得出不同文化類型的書刊的類徵方式與表徵的特點。

符號學的運用無疑是這一專著中最為出彩的地方。

按照羅蘭·巴特的説法,符號是產生意義的形式。雖然羅蘭·巴特建立了二級意指學説、將符號與社會文化聯繫起來,但是他卻沒有指明具體的操作方式。相反,就像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裏所做的,他盡其所能放縱能指,他的意指也就變得縹緲。這對結構主義之後的觀念表達是有利的,但是對於設計的意義卻削弱了——如果將符號當作是版面經營的意義法則,不精確性是無益的。反過來説,書刊形態是為了把握精確性,從而在視覺的層面上引導讀者。

在這本專著中,作者力圖通過對近代書刊形態的縱橫方向的挖掘與延展,在豐富的事實中抽取形態構成的符號。專著認為,書刊的形態,就是“文化觀念的有策劃性地表達”,同時又創造性地將設計風格視為“意圖傳達的能指方式”,因此,設計風格不是懸浮於內容之外空洞的藝術手段,它表示的是直接意指層所指與能指之間的修辭關係。不僅如此,專著還認為,所謂設計風格,也是歷史化的結果,是技術、文化、觀念的集合,設計對範式的運用、改造以及反轉,都表達了主體的意圖。運用“縱聚合”與“橫組合”的概念,可以分析文化視覺類徵的形成。所謂“縱聚合”,就指同樣結構位置的元素替換的關係集合。所謂“橫組合”,是指幾個符號要素相繼在空間上出現的聚集。“類徵”是符號“範式化”編制的結果。“範式”在這裏指向於版面營造與使用規範。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形態不再囿於平面設計對於元素的處理以及版面的美學特徵分析,而是作為“客體性質的顯性表達”來理解的,圖像表徵也並不是純粹從圖像學角度進行闡釋,而是重新回到設計主體的立場,作為“形態展現的策略”來理解。

專著盡力抓住設計風格與文化特質間的匹配關係,從而使意義表達賦有鮮明的外觀表現,也使設計者對藝術風格的認識從形式深入到觀念。專著總結了四種設計風格:裝飾主義、寫實主義、象徵主義以及構成主義設計風格。四種文化類型:革命主義、審美主義、文化主義以及先鋒主義。設計風格的能指是開放的,所指也不封閉,這就需要對原有範式作出修改。因此,變遷是唯一不被懸置的。

正像伽達默爾所説,當代人理解歷史時並沒有將自己中性化,而將自己的“偏見”帶入到認識之中。專著非常警惕將預設的結果視為變遷的前提,從而遮蔽了對歷史的真實洞察。書稿關注到在傳統的裝飾主義也可以與不同的文化類型對應,比如在新文化以後仕女圖案中的女性面目模糊成為一種常態:豐子愷的女性有的沒有嘴臉,葉靈鳳的女性臉部總是被長髮遮蓋,陶元慶女性的臉是變形扭曲的,杭樨英的女性體現出照相技術的影響,張光宇的女性是整飭過的誇張形體——這些抽象的、圖案的,非現實的裝飾圖案,就是對革命主義與先鋒主義文化的匹配。革新可以來自於對傳統的再創,而非援引西方資源那麼簡單。

作者自認為,著作只是對近代書刊形態研究史的補充,是試圖在符號學框架中找到以往研究沒有重視的地方,提供一些可能可以憑藉而推進的看法。在筆者看來,正如此書《序》作者所言,過去的出版史研究主要是革命史的範式,但還有現代化範式。專著也是嘗試以開放的研究態度來探討書刊裝幀的歷史,努力將其從藝術的框架中掙脱出來,面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而另外一個方面,作者對出版媒介考古似的發掘,也隱含着沈珉教授近期的學術轉向:媒介不再是可以被文化輕易過濾的載體,而是形式的重要表現因素,應該得到關注。